听风语林梢

      今年百周年系庆，系友文集约上门来，说要我写社团活动。一看这一块的邀请名单，都是做系里的社团、学工或者系刊的，只有我做的这个实在不知道和系里有什么明显关系。可是这算不算我系学生多样化的一个证明？……真追究起来，隐约的关系不是没有，但实在太“隐微”，而且不是围绕“哲学”或“哲学系”延伸的。稿子发过去，刚才编辑来信附了所谓的审定稿，其实几乎没有变动。好吧，那么就让它成为我系学生多样化的证明吧。我实在很想为文章题目掩面：那不就是为了和专业扯上点关系吗这也太明显了吧。


藉得阳光致新知

      在入读哲学系迄今的七年时间里，我不断地被亲友们问到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想学哲学啊？这个问题，被列为哲学系学生最常遭遇的问题之一。其他常见问题包括非常实际的“哲学系学生出来以后都干啥？”，以及回答难度堪与“哲学是什么”媲美的问题：“你们在哲学系都学什么？”  
      我们在多年锤炼中都总结出一套自己的回答。而我对“为什么想学哲学”的回答是：我在报专业的时候，还不想定到历史、文学、社会学或经济、管理之类的具体方向去。现在想起来，这个回答里多少包涵了“道器之别”的观念。但是在高考志愿表上将哲学填为第一志愿的时候，我也没有想到，在入学大半年以后，我就迅速把自己投入了一个实务的社团，钻进了一种器用的思维。至少从表面看来，这一年多的社团活动经历和哲学系完全没有一点关系，和专业课程走的是两条路子。但它并不因此而仅仅成为一段博物馆文物似的记忆；它给我的哲学系生活增添了许多复杂性，它的影响我至今未能厘清。
      藉哲学门百周年盛事，应文集编辑暨私交好友之邀，动笔将这一段社团经历写下来，既是为系庆尽心添色，也完全了我自己的心思。

激情与理想  
      北京大学阳光志愿者协会于2002年建立，通过募集资金、建立骨髓库、患者服务、知识宣传等形式，致力于推广骨髓捐赠、提高白血病患者的生活质量和生存率。阳光的发起人、北大的学生刘正琛，本身就是一位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患者。正琛在自己的治疗过程中，感于国内骨髓库规模太小，服务粗糙，效率低下，遂立志自己建立一个骨髓库，并配以相关的患者友好的服务。  
      正琛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人，包括其时在国外享有优裕生活的杨仿仿。仿仿与正琛的许多理念一拍即合，遂决然回到国内，为阳光做一个“零薪水”的首席执行官。2004年11月我听到正琛和仿仿两人的演说，和许多同学一样受到感动，报名将自己的数据加入了阳光骨髓库。四个月后，又加入了这个社团，参与志愿者活动。一直到我离开阳光，正琛和仿仿都是整个团队的领袖，他们的故事和人格魅力感召了许多志愿者和社会人士的加入。  
      那时的阳光，已经是一个小有成就的北大社团。建立骨髓库是阳光早期的首要任务，在2005年初，骨髓库里已经有了两千多个数据。每个数据的提取需要至少500元的费用，对于一个白手起家的学生组织来说，这并不是一笔小资金。为了筹资和宣传，阳光已经办过两次大型义演，参与各种义卖和慈善拍卖会，并有了一定的媒体曝光率。2005年2月，这仅仅两千多个数据的骨髓库里已经出现了第一例配型相符、并成功进入手术操作的骨髓移植案例。捐赠者也是北大的学生。  
      这些成绩，对于一个学生社团来说，从各方面来说都是极为出色的。在一个刚刚走进大学校园的学生眼里，阳光两位领袖人物的故事，就是发生在身边的英雄梦想；而响应他们而聚集起来、时时紧张工作到深夜的阳光骨干团队，都在为一份理想事业而全力以赴。光荣、热情、理想，这些从前只在小说里读到的词语，这时都闪耀犹如火焰、犹如明灯。直到现在我写下这些回忆的句子，还能感觉到激情在血管里隐隐鼓动。  
      年轻学生的激情大体是一致的吧。每年阳光招新，总能吸引不少学生。2005年3月我不满足于观望，正式参加了阳光的工作，选择的是阳光热线部门。这是一个常规化工作的部门，主要工作就是在值班期间，接听患者咨询和有意捐赠者的电话，打出通知采血检测的电话。其时校团委给阳光在南门边上的24楼里分配了一个小办公室，兼作热线办公室、储藏间、会议室和活动筹备场所之用。热线的志愿者就在这里值班。我已经不记得我第一次走进办公室，第一次接起电话，面对听筒那头的陌生人说拗口的医学名词，是怎样的情形了。但是那感觉一定是非常鲜活而敏锐的，因为在三个月后，我在学校bbs的阳光社团专版上发表了一个帖子，零零碎碎地写了热线工作的一些体会，诸如：
      通过口音和措辞，大致判断来电者身份背景和文化层次，并以此对自己应答的口语化程度作出相应调整；  
      询问信息时如何使用礼貌措辞，尤其是询问姓名时如何恰当使用拆字法、组词法等各种技巧进行确认；  
      电话通知报名捐赠者前去采血时，要记录不能前来者对时间、地点的特殊要求，以避免下一次采血活动通知时再次犯忌，引起对方的反感。
      这是我在阳光版面发表的第一个帖子。后来这种又详细又实际的谈工作长帖成了我的特色。
      五一期间，阳光在未名湖边进行宣传、募捐和义卖，我报名参加了三个全天的工作。抱着捐款箱和义卖物品迎向陌生人，开口搭讪并迅速引起对方的兴趣，这对学生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挑战。但在激情的鼓舞下，一切都不是问题。义卖过后，我又参加了几次采血服务，并受委托担当了其中一次的负责人。头一回负责活动，让我忐忑不已。好在操作已有惯例，大致是落实一百多位采血者的资料，带领十六名志愿者到达与我们合作的医疗机构，分配岗位，监督工作，现场交流，应付机动情况。六月份，我经手了一部分数据录入，又设计和主持了几次全体联欢会。九月份，我甚至跑到负责检测的基因研究所，干了一天的DNA提取。至此，阳光所有部门的主要基层工作我都体验过了。此外，我还在办公室里把过去三年中整理或未整理过的过往资料全部读了一遍。  
      这般活跃和主动的状态，在我身上也只出现过这一个时期。这个状态太不同寻常了，犹如把整个人的开关扳到了“工作”档。只要一碰上和阳光挨边的事，我的感受和应变就异常敏锐。那也的确是一个充斥着新事物的时期。我一直与书本为伴，何尝想过实务操作要落实什么大目标和什么小细节。更重要的是，作为在大城市和校园里长大的孩子，我直接接触人群的机会并不多。但是在阳光，我看到了陌生人社会里的善意和热心，也收到过谩骂和冷漠。2006年4月我参评“北京大学十大杰出青年志愿者”，在材料里写下了这么一段话：
      “我总会想起在阳光热线工作的日子。在这里我接到过那么多的电话，来自社会各个阶层，怀着各种目的，用不同的口气。每当我听见带着浓重口音的患者一字一顿地读‘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或‘严重再生障碍性贫血’这样奇怪而拗口的名词，唯唯地询问查询骨髓配型要怎么收费，那种小心翼翼的、有时甚至是恭敬的语气总使我的心里揪一下。  
      “这是我一直怀着一种严肃和异常认真的态度对待阳光的原因。”  
      然后又写：  
      “阳光人，这一群有激情、有思考、有行动力和执行力的理想主义者，在某种意义上正是我的理想。我相信，我们一定能通过行动为某个群体改变些什么的。阳光志愿者不是一个在校期间玩玩就过了的身份；面对一个群体，这实在是一份要用对他人遭遇的切身疼痛、深入的思考、果决的行动来推进的不懈怠的责任。”

热血与冷眼  
      在后来的半年中，我承担了更多的实务。2005年的7、8月间，我一直在广州进行“阳光广州行”的前期联系，同时联系11所高校和3所中学的志愿服务社团，洽谈合作意向，落实活动形式，确定财务管理、宣传方案、资料配套等各种事务；从广东团省委和省青协听取了建议；在总体活动策划案之外，又不停笔地撰写了志愿者培训资料，结合自己的义卖经验，列出了志愿者可能遭遇的一般或刁钻的问题，并给出了标准回答和处理办法。9月份以后学期开始，这项工作交由阳光的全职志愿者负责。“阳光广州行”在当年12月成行，带来两千多个数据、四万多善款、大量媒体报道。广州当时还没有自己的骨髓分库，这是这一观念在这里的首次传播。  
      9月回到学校以后，正琛和仿仿开始戏称我为“办公室主任”，让我带领阳光热线团队，并负责办公室的事务管理。此前，阳光热线只有最基本的轮班制度和口头的职责说明。但这是个面向公众的服务部门，也是阳光建立公众形象的常设前线。于是我首先着手的就是撰写热线志愿者技巧培训资料，与医学资料《造血干细胞捐赠者手册》配套使用。在我的经验里，一名合格的热线志愿者，应当准确地掌握相关医学知识，应当学会严谨地记录，应当了解阳光和合作伙伴的工作，以便向来电者介绍，并在恰当的时候将问题转交给其他部门；他还应当能从口音、语速、用词等声音信息判断来电者的身份和心理，适时给予含蓄的安慰、温和的鼓励或者干脆的配合；他应当掌握应答技巧，用声音塑造温暖、可靠、专业的形象。我不厌其精地在培训材料里列出这些问题，在实践中手把手地示范，让大家在例会里分享和分析彼此的经验。在领着新志愿者学习的同时，我自己也在学习怎么做一个团队领导者。  
      身为普通志愿者和成为一个部门的负责人，所见所想相去甚远。成立九年以来，阳光经历过两个转型：从以激情和理想为特质的小型组织变为规范化、制度化的大型社团；从学生社团跨出校园，成为专业的注册公益组织。其实，正琛最初的梦想、阳光所应承的任务，就决定了这不能是一个让大家来“玩一玩”的学生社团，而得面向社会，用可持续的工作方式扎实地推进这项事业，这个要求，是流动性大、见识和经验有限的学生难以满足的。
      我进入阳光的时候，阳光刚好处于第一个转型期。十来名学生在宿舍里连夜奋战，扛下一场大型义演的故事，是阳光草创时期的传奇。但是一个拥有近二百名志愿者的社团，却不能重复同样的路数。正琛和仿仿开始推进制度化，期间生出了好些波折。有好些老志愿者感觉彼此之间不再能亲密随意如战友，因而离开了协会。这时的我和几个兄弟持着尖锐的“制度化”立场，批评这种“非理性”行为。与之同时，我们使用表格、编号、条例、工作手册、工作邮件等文书形式，努力使各部门的日常活动都有章可循，不会出现“少了谁就做不成”的情况。  
      这的确是有效维持工作的办法。这其中又有多少问题可以琢磨呢！我意识到，虽然硬的制度能维系组织运转，但保持组织活力、将众人拢成一个整体的，其实是软的情感因素。文书规定应该细致到什么程度，怎样既保障规范运转，又给个体的热情、能动性和整体的改进提升留下空间呢？怎样在日常和在一次次聚会中消除条例规定的冷冰冰痕迹，建立和巩固起一致的认同感呢？我对自己带领的志愿者们怀有的感情和保护欲，怎样在团队领导者的身份中恰当地表达出来呢？再者，志愿者们能从团队和团队工作中得到什么，这个小团队又会怎样塑造他们呢？这一切都是可控的吗？至少在当时，我毫不怀疑理性化的力量，但也同时觉察了自己身上对于“理性化”的非理性激情。  
      一个学期将尽，十位热线志愿者都认真地写了工作总结。那都不是应付任务的套话。他们真诚地写自己的见识、收获、愉悦、触动和不足，提出意见和建议。他们在技能上还不完美，但是已初具理想志愿者的意识。我为此欣慰非常。  
      2006年4月，阳光推荐我参加当年的“北京大学十大杰出青年志愿者”评选。这是一个出乎意料的荣誉，因为这时我已经不再负责协会里的具体事务，只挂着一个副会长和顾问的牌子。但在老友的坚持下，我开始着手准备评选材料。  
      评选办法包括公开投票和评委答辩。我很快发现，这些流程中有着太多的可操作空间，评选结果并不一定真正反映该候选人在志愿服务上的贡献。评选组委会为每一位候选人制作宣传展板，让我们在bbs上进行宣传，在公开投票的现场则可以散发传单。如何针对不同的媒介设计不同的展示内容，如何在有限的篇幅内最快地吸引路人的注意力，怎样把零散的工作统摄在一个主题下展现，文字和图片怎样组合才既赏心悦目、又有效传达信息，煽情和冷静的尺度怎样把握，会引起读者怎样的观感，这都关系到公众宣传效果和公开投票的结果。而在答辩环节里，ppt的结构和图文设计，口头陈述与ppt的配合乃至候选人的举止台风、语速语调，都能影响素不相识的评委。这些技术问题，与候选人本身怀着对他人的关心、对现实的焦灼而完成的志愿行为，并没有什么关系，却会对评选结果本身产生关键的影响。我看到有些“亲友团”在公开投票现场用简单甚至粗暴的方式进行拉票，也看到一位为河北贫困学生出力甚伟的师兄因答辩不佳而最终落选。但对我来说，这些技术恰好就是我在阳光的义卖、热线、对外交流和对内培训的工作中反复琢磨过的问题。这个称号的最终获得，带给我对制度的观察和警醒，远甚于喜悦。  

行动与智慧  
      在好几年以后，我才慢慢接受每个实存的组织和制度中总会出现比其设计原型更复杂、更微妙的因素，并且开始学习如何评估这些不那么理想的成分。但是在2006年，实际与“型相”的距离还是一个不小的打击。我退出了阳光的工作，全心投入在书本和课程里。  
      但是阳光一直牵动着我，正琛在准备注册的时候，在从学生社团向专业组织转型的过程中，也还回转来询问我的意见。我这时眼睛变得复杂，又收敛心性，谨慎非常，难以为他提出果决的建议。只是后来在读到韦伯、涂尔干、托克维尔，在浏览教会史，甚至在琢磨中国和西方对立身养性的诸家论述时，在阳光的经历都隐隐浮现。这些历史、思想家的洞见、各个命题，便鲜活起来了。而也是在这些书本中，我开始学习更冷静、更深远地理解各式现象。  
      公益也从此一直牵动着我。2008年汶川地震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的公益组织的冒头和成长是中国社会最为突出的现象之一。我注视并钦慕这一群人，在他们身上看到了最高贵和最简单的闪光，也看到人性的限度和软弱，看他们做不同的尝试，走不同的路。这批参差不齐的行动者也许是我们的社会中，最有活力的一支力量。  
      但是，阳光还在成长，国内公益界还在摸索，我自己也还在行路，哲学和公益仍然在发生影响。还远未到划下句点、作出定论的时候。我所用以自勉的是，在面对公益界诸现象时，在面对这个纷繁的社会时，唯有倚靠透彻的智慧和坚定的心性，才能把握自己，不迷于歧路，不流于狷介，不落于绝望。写到这里我恍然想到，这便是真正的勇气，智慧的勇气，也是七年前初入系门时，老师对我们说的“无用之大用”吧。

      猪头指责我很久没有更新博客了。我上一回不是断得更久。    
      博洛尼亚终于不再是夏天。其实在9月份的时候，环城马路上的树就已经变红了，是插画作者最喜欢画的那种鲜艳的光影效果。但是温度一直下不来，到处的报纸都在说这个“沸腾的秋天”。两天前终于下了雨，“一场秋雨一场寒”的定律在这里也是适用的，突然就降了十来度，有太阳也暖不起来了。我坐在屋里，起了床之后吃了东西还是遍体生凉，心想这刚冷下来却还没有暖气的时候，和北京是多么相像。转念又想，从前这种时候在宿舍里，同样是裹上好几件，但恐怕就要拈个宋词来摆上博客了。在国内回溯的是一个想象的古典世界，在国外回溯的是那个真实的城市。  
      除了这种细微小事之外，真正拨动情绪的并不多了。我有点刻意地使生活收缩在一个很简单的状态。却不料在这一个月里，频频充当知心姐姐和闺阁学术讨论对象。前天对一人说了个很久以前的结论，说生活和故事的区别在于，故事总是能恰当地结束，结局是喜是悲，都很干净；生活却一直前行，在一次次以为的结局之后，可以拖出许多狼狈不堪来。今天又看着一个姑娘，不知道该不该说命运难测，恰好在想要侥幸的时候，就是连自己的心都很难把握的时候。可是还是没有说透。所有的真理似乎都在于：生活一直前行。最令人绝望的，在于这一点。最有希望的，也在于这一点。动力产生于它，惰性也产生于它。  
      （最后这两句，彻底说明我真的不是学术女。）
      ——死亡是真正的结局吗？小的时候在科学画报上读到太阳变成红巨星时地球生命将如何如何，当真恐惧得睡不着觉。虽然知道我活不到那时候，但是又觉得，那么总有“我”要面对那一刻的世界崩坏和那样的恐惧的。现在想来，这种神奇的想法是该解释为“没有人是一座孤岛……（约翰·多恩《沉思第十七》，PS，这是典型基督教文明的思维产物）”，还是“子子孙孙无穷匮也（《愚公移山》）”，……还是末世穿越文？

十天前我被人告诫说，第一趟回国后是最难熬的一个时期。是这样的。我晓得这是二十多年来最难的时候。要熬的不是一次考试，不是论文，不是感情，不是什么具体的事，虽然具体的事正在因为这种状态而变得举步维艰。早上电脑上还被泼了一杯水，不知道修不修得好。我全身心都在依恋和呼唤国内随便哪个城市哪个圈子，不明白怎么会把自己搞到这么个一点不可爱的鬼地方来。偏偏是自我认知最低的时候，整个人困倦，虚弱，犹疑，脆弱不堪，失去了狠决和把握，只有自己，也只面对自己。要命的是，此前给所有人留下了坚韧彪悍无需担心的印象。这是最难的时候。过得去，就牛掰了，是的。

      这种时候，学过的哲学和对话都退却。死亡是最直接的打击。青春猝死尤其让人震惊不已。也许第二天晚上的放纸船能寄托大家的一点哀思吧。能不能解构哀悼之情，是我一直不敢深想的问题。    
      去年年底，马雁去世。马雁不过是我在豆瓣上长期很喜欢的一个作者，而且只读她的散文，并不知道她写诗。我喜欢她杂文里透出的细致、敏锐、率真、无所拘束、敬重、利落。5·12的时候，她记录了许多实地工作，毫无抒情，果决冷静不像通常的文人。那时我和她打了交道，写信问她当地的尸体处理情况，因这边有可能提供技术支持。然后，为表诚意，落款了真名。她的回信简短，但一步到位：她所见的情况如何，会留意相关信息，次日晚上再回复；若过了何时未见回复，可直接拨打手机，云云。落款马雁。那么这就是她的真名了。
      她后来的回复都是描述，一句废话和评论也没有，是她一贯的。此后这事不可行，通信也就中止。我心里一直有点愧意。  
      后来仍然看她的杂文和散文，发现她写诗，喜欢其中的几首。可是，是在她去后，才知道原来她是北大诗歌史上有名字的诗人。我是多么没有人肉精神呀。  
      5·12是对我影响至深的一个事件。而她，如果非要承认我推崇的人吧，就是她了。知道消息时我只能写：即便在现代，也还能在真正的诗人身上找到真正高贵的美。而她同时还坚定，通达。她同时是一个果决的行动者和一个内敛的诗人。可是她在三十一岁的年纪死去了。  
      其实不过如此。我和她没有更多交集，没有什么可说的。本来打算到上海的话，就到她墓前拜祭。据说她喜欢明信片和花，悼念活动上网友们都带去了明信片和花。原选好了在阿西西的一张，是圣方济各的《造物颂》。但是，不会配菊花。菊花太单调了。到她墓前的话，应该会选色彩绚烂、簇拥在一起的花吧。